好文荐读｜刘 彬：反问句的意义和功能研究：回顾与展望

“语言学心得”新版块掉落~好文荐读（第二十三期）反问句的意义和功能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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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句的意义和功能研究：回顾与展望

刘彬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刘彬.反问句的意义和功能研究：回顾与展望[J].汉语学习,2021(05):64-73.

摘要：反问句的意义与功能一直是反问句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学界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比如，关于反问句的意义类型与层次、反问句否定意义的来源及其识解、反问句的语用功能与语言系统价值等问题，学界或者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或者目前研究得还不够。本文旨在从这些方面回顾反问句的意义与功能研究之现状，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反问句；否定意义；功能；述评
基金项目: 本文受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课题“Grammatical Violations in Chinese Slogans and Titles and Their Linguistic Implications”（项目编号：MYRG2018-00201-FAH）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反问句的形式语义学与语用学研究”（项目编号：19YJC74003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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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反问，又叫反诘或激问，在英文文献中一般叫作修辞性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s），它在口语对话和文学作品中使用十分广泛，比如“难道他会是好人？”“你懂什么？”等。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和句子类型，反问句表意曲折、含义丰富、功能多样，极具研究价值。

反问句的意义与功能一直是反问句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学界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比如，关于反问句的意义类型与层次、否定意义的来源及其识解、语用功能与语言系统价值等问题，学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然而，现有的相关综述或述评，如殷树林（2009）、胡德明（2009、2010）、刘娅琼（2014）、于天昱（2018b）等，大部分都是按时代、按内容对反问句的“全面”概况，而缺乏关于反问句意义和功能研究的专门评述。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从反问句的意义类型与层次、否定意义的来源及其识解、语用功能与语言系统价值等方面入手，集中概括和介绍反问句的意义与功能研究之现状。

一、反问句的意义与类型研究

1.1 反问否定的性质及其与陈述否定的差异

学界普遍认为，反问句表示否定。比如，吕叔湘（1990/1944）早就指出：“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朱德熙（1982）也认为：“反问句的形式和意义正相反”。李宇明（1990）在总结反问句的特点时也指出，“反问句的语里意义是与其语表形式相反的陈述”。比如，反问句“谁知道呢？”表示“没人知道”的意思。问题是，反问句所表达的这种否定意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意义？或者说，既然反诘是一种否定的方式，由这种否定方式所造成的否定与否定词所造成的否定有何不同？

我们赞同反问句的否定是一种语用否定的观点。这种否定与一般陈述句的否定存在很大差异，前者否定的是适宜性条件，后者否定的是真值条件；相应地，前者是一种主观否定，后者是一种客观否定。此外，反问句的否定效果和强度也与一般陈述句的否定存在差异，前者的否定效果往往更强一些，试比较例句“别怕”“怕什么怕？”便可知一二。

上述各家的观点都有道理，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反问句有时并不仅仅否定适宜性条件，也可以否定真值，比如“你懂什么！”也对真值进行了否定，相当于“你不懂”，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认为其中的疑问代词“什么”就相当于一种否定标记？二是反问句的否定是否跟一般陈述句的否定一样，也存在否定焦点、否定辖域等？如果存在，那么应该如何来分析反问句（比如“贼开心，要什么男友？”）的焦点结构呢？由此引申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反问与焦点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如祁峰（2014、2020）所认为的“疑问和焦点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那样，反问与焦点也是互动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究。

1.2 反问句否定意义的类型及层次

关于反问句的意义类型，郭继懋（1997）曾把反问句的意义分为字面意义和会话隐涵意义，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胡德明（2010）认为反问句的否定语义具有多样性，并将反问句的意义分为层级不同的三种类型，即命题意义、字面意义、语用含义。

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反问句的意义确实可以分为字面上的意义和隐含的意义。郭继懋（1997）和胡德明（2010）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但是，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郭文的字面意义与胡文的字面意义并不是一个东西，郭文的字面意义类似于胡文的命题意义；二是胡文的“命题意义”似乎与逻辑学上的命题意义（propositional meaning）并不指同一个东西，而类似于预设意义。

邓晓华（2001）认为反问句是表达一个陈述理性义和情感附加义的结合。刘娅琼（2004a）也认为反问句的意义包括理性义与附加义两部分。但事实上，理性义和附加义似乎是其他句式（包括词）都具有的特点，并不能体现出反问句的特色。而且，刘文所指出的附加义“提醒、评价、强调”更像是反问句的语用功能（见后文3.1 节）。

李宇凤（2010a）的研究开创了从三域理论的角度研究反问句的否定类型与否定意义的先河。紧接着，李宇凤（2010b）还从“引发—回应”互动的语用视角解释了反问否定意义的来源、发展及其特性，指出反问是疑问形式在回应性语用条件下的一种倾向于否定的推解释。朱军（2013）结合“有什么X”格式指出，其否定对象可以是行域、知域、言域中的一种类型，对应于这些引发语，该格式分别表示“不应该做A”“不应该认为A”“不应该说A”的含义。刘彬、袁毓林（2019c）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交际关联和认知转喻理论，从“行、知、言”三域角度重新考察了“什么”反问句的否定类型、层次及其相应的否定意义等问题。

综观这些研究，我们认为，从“行、知、言”三域角度来审视反问句否定意义类型和层次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视角，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离析出反问否定的内部差异。但是，上述研究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正像刘彬、袁毓林（2019c）所评述的，李宇凤（2010a）一方面认为回应行域引发语的一个例子是行域否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回应行域引发语的另一个例子是知域否定。显然，这两种说法有相互矛盾之处。至于其中的标准应该如何来把握，该文并没有说明。再如，朱军（2013）指出，反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回应的角度，但就“有什么X”格式来说，都只有知域解读，实际上是表示“说话人认为对方不应该做/认为/说X”。以“有什么可说的？”为例，朱文认为其表示“不应该说”的意思，是一种表示行域否定的反问，但该文又总结称“就‘有什么X’格式来说，都只有知域解读”，前后似乎存在矛盾。而刘彬、袁毓林（2019c）虽说确立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来判断“什么”反问句的否定类型与否定层次，但是对于其他类型反问句的适用性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二、反问句否定意义的来源与识解研究

2.1 反问句否定语义的来源

学界普遍认为，反问句的意义一般可理解为“命题+否定”。但问题是，为什么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呢？换句话说，这些反问句的否定意义从何而来？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有五种代表性的观点，即“否定词说”“反问语气说”“语境说”“预设前提说”和“怀疑说”。

2.1.1 否定词说

“否定词说”认为，反问句中的“哪里、什么”等疑问代词起到了否定词的作用。比如，吕叔湘（1953）认为，“反问句中的‘哪里’已经没有询问地方的意思，专门用来否定”。对于疑问代词能否看成像“不、没有”一样的否定词或否定标记，我们持保留态度，至少它们的使用在语用上是有较大差异的。况且，这只是包含疑问代词的特指型反问句的情况，对于不包含疑问代词的是非型反问句、选择型反问句的否定意义又是来自哪里呢？显然，“否定词说”无能为力。

2.1.2 反问语气说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许皓光（1985）、沈开木（1985）、刘娅琼（2004b）、胡德明（2010）等。胡德明（2010）认为，“由反问句产生机制可以得出，否定语义是来自反问句的语气条件。语气条件指反问语气。”胡文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说，反问句否定语义来源于说话人针对句子命题的一种主观否定态度”。

上述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反问句的语义与反问语气确实密不可分，但存在的问题是：反问语气是如何使得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呢？或者说，说话人的主观否定态度是如何使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的呢？并且，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如何从反问语气推导出反问句的否定意义呢？他们的研究似乎没有说明。

2.1.3 语境说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刘松汉（1989）、李宇明（1990）、邵敬敏（2014）、董成如（2017）等。李宇明（1990）认为，“反问句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大（也许是最大），多数反问句资格的识别和意义的理解，都离不开语境”。邵敬敏（2014）也持有类似观点。但都指明反问句否定意义如何从语境中产生。董成如（2017）也认为，“什么”反问句的意义来源于语境，产生的机制是修辞逻辑三段论：根据语境中明示或补充的大、小前提所推导的结论，即为“什么”反问构式的意义。但对于修辞三段论是否适用于其它类型的反问句，仍未可知。因此，我们认为，“语境说”并没有清楚地揭示出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过程。

2.1.4 预设前提说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郭继懋（1997）、徐盛桓（1999）、倪兰（2003）等。郭继懋（1997）认为反问句的字面意义与预设有密切关系，是预设的一个反映。这似乎认为反问句的字面意义来源于预设。显然，将字面意义和预设等同起来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二者所属的层面和性质不同，前者属于前景信息，后者属于背景信息（胡德明2010）。徐盛桓（1999）提出了一种“功能嬗变观”，并认为“至于反问句得出与字面义相反的表肯定/否定的陈述性含意，这也可以从疑问结构体的衰变特别是疑问项的语用合适性的减退作出解释。”此外，倪兰（2003）指出，反问句是对前提的合适性和共知性提出质疑，从而否定前提。

然而，关于反问句的否定意义是如何从预设前提中推导出来的，上述研究也没有揭示。事实上，正如胡德明（2010）所评价的：“上下文和背景知识并不是反问句否定语义的来源，它们只是说话人用来强化否定语义的语境因素。”

2.1.5 怀疑说

反问句的语义特点（即否定），与怀疑心理密切相关。邵敬敏（2014）曾指出，“既然反问句的本质是否定，那么否定跟肯定是两端，中间是什么因素在起转化作用？我们觉得这个因素应该是‘怀疑’”。邵文指出了疑问句转化成反问句的重要因素，也适当指出了“怀疑”和反问句之间的关系。不过，遗憾的是，邵文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怀疑”与否定有关，也没有进一步指出反问句的否定意义的形成原因。

袁毓林、刘彬（2016、2017）和刘彬、袁毓林（2019a、2019b）等研究分别以“什么”“谁”“怎么”“哪里”等疑问代词构成的特指型反问句为例，从社会心理上的“疑善信恶”和“疑有信无”等怀疑原则的角度探讨了它们的语义形成过程与机制。然而，“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等怀疑原则到底是如何促使反问句就形成了否定意义的？而且，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反问句，如“什么狗屁医院？”“什么鬼？”等又该如何解释？

此外，国外学者们对修辞性问句（即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的原因也进行过相关探讨。比如，Brown & Levinson（1987）认为，反问，提问了而又没有获得答案的意图，这就破坏了询问的真诚条件，即说话人想要受话人提供给他需要的信息；这种真诚条件直接来自于“话语要真诚”的次则，即“质的准则”。Chung-hye（2002）认为反问句否定意义可能来自量的准则。Pope（1976）曾讨论生成语法中的反问句，认为反问句的预设与答案一致，反问句与附加问都来自并列结构，且与准分裂句有关。（冯江鸿2004）

综上，上述观点都存在一些尚未解释或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否定词说不能解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这类反问句的意义生成，更不能解释其他不包含疑问代词的是非型反问句、选择型反问句等。再如，反问句是怎样表达说话人的这种主观否定态度的呢？对此，胡德明（2010）并没有做出明确解释。此外，反问句的否定语义又是如何从语境中产生的？对此，李宇明（1990）、邵敬敏（2014）等似乎也没有明确说明。而对于刘彬、袁毓林的系列研究，有待进一步说明的问题也存在不少。总之，关于反问句否定意义的来源问题，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揭示清楚，有待进一步细致而深入的研究。

2.2 反问句的识别及意义理解

关于反问句的识别与意义理解的问题，不少学者也进行过探讨，如李宇明（1990）、邵敬敏（2014）、冯江鸿（2004）、殷树林（2009）、胡德明（2010）、刘彬和袁毓林（2017、2019b）、方梅和谢心阳（2021）等。下面分别简要介绍和评述。

李宇明（1990）和邵敬敏（2014）都认为反问句的识别和意义理解离不开语境。比如，李宇明（1990）指出“反问句的识别，其实就是证明问话人关于Q 的情况，寻找非q 的存在。”至于如何寻找非q，李文认为可以通过上下文、逻辑事理、问话人的举止表情等来寻找或推知。冯江鸿（2004）把反问句的理解分成确认和重构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受话人通过语境线索发现该问句不是用来获取信息的，因而它不是真正的问句；在后一阶段，受话人的任务是重构反问句所传递的意义。殷树林（2009）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反问句的识别要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利用语境识别反问句是最根本的办法；此外，还可以利用反问句在语音、句法结构、意义和语篇上的特点来帮助识别。胡德明（2010）利用判定反问句的三个规则（即语义规则：否定+命题；语用规则：对言论或行为的前提的提问；形式规则：能够充当答语）来进行反问句的验证和识别。

而刘彬、袁毓林（2017、2019b）则在李宇明（1990）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言语行为理论、语用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和论辩理论，提出了一套关于反问句的识别和意义识解策略的方案。最新的研究如方梅、谢心阳（2021）主要从互动语言学的视角考察了对话互动语境中反问句的解读问题，认为交际双方的认识地位有助于反问句的解读。

综观上述研究，反问句的识别与理解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关于这一点，前人着墨较多。当然，这并无不妥，但是过于笼统。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听话人应该如何结合语境来识别反问句和理解其否定意义？或者说，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是凭借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来识别和理解反问句的？并且，如何做到让计算机有效、准确地识别和理解反问句？显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三、反问句的功能研究

3.1 反问句的语用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反问句的基本功能是表示强调。比如，黄伯荣（1957）认为反问句“为了强调而故意提问。”丁声树等（1961）认为“同样的意思，用反问句来说比平常的肯定句否定句更有力量。”刘月华等（2001）也认为“反问是表示强调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强调”说后来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反对，比如，郭继懋（1997）便提出了三点理由质疑“强调说”。不过郭文的重点在于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没有具体分析反问句的语用功能。殷树林（2009）也不赞同“强调”说，认为表示提醒的反问句并不强调什么；比如，“你耳朵聋了？”的意思是你耳朵没聋，我们不能说说话人强调“没聋”。

而关于反问句具体有哪些语用功能，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我们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如下表所示：

3.2 反问句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

关于反问句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价值问题，目前探讨不多，有李宇明（1990、1997）、董秀芳（2008）、石毓智（2006）、陈振宇和杜克华（2015）、刘彬和袁毓林（2020）等。李宇明（1990）推测了反问跟疑问代词的疑问义、非疑问义之间的关系。李文指出，“疑问代词非疑问义的产生可能同反问句有关，很可能是在反问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而凝固为疑问代词的新义项。”李宇明（1997）进一步指出，“反问句既是疑问标记功能衰变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也是重要标志”。董秀芳（2008）则着重探讨了反问句环境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指出“在汉语发展史中，很多形式的语义变化都是在反问句环境中发生的”。石毓智（2006）探讨了现代汉语中疑问标记的感叹用法（如“这是什么玩意儿！一用就坏了！”），并猜测从疑问形式向感叹标记的发展，应该是通过“反问”这个中间环节而实现的。陈振宇、杜克华（2015）探讨了疑问与否定、感叹之间的语用迁移关系，其中也隐约提到了反问的桥梁作用。于天昱（2018b）也推测从疑问句到感叹句中间的桥梁是反问句。刘彬、袁毓林（2020）在石毓智（2006）、于天昱（2018b）等的基础上探讨了疑问与感叹的相关性及其转化机制，指出并证明了反问句是疑问向感叹转化的中间环节。

此外，新近的研究如张文贤、乐耀（2018）探讨了汉语反问句在会话交际中的信息调节功能；于天昱（2018a）还探讨了反问句在话语进程中的作用，如反问句在话题连贯性上可以起到延续、终止、开启话轮的作用。

可见，反问在整个语言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反问句的语言环境对疑问代词系统的演变，对部分疑问副词、强调副词等的产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反问与感叹范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反问是疑问向感叹转化的中间环节。

然而，现有研究的问题在于：很多研究只是做了一个推测，并没有给出证明。比如，关于反问对疑问代词系统演变的影响，李宇明（1990）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没有论证。再如，关于反问与感叹的相关性问题，比如，反问跟否定、意外、反预期等范畴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都有争论（张晓涛2011，诸允孟、洪波2018，陈振宇、杜克华2015，李强2021 等）。此外，附加问句、语调是非问句等跟反问句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闫亚平2019）不多，也不够深入。总之，上述这些问题都有待深究。

四、结语与展望

反问句的意义与功能一直是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同时也是学界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本文对目前学界关于反问句的意义类型与层次、否定意义的来源及其识解、语用功能与语言系统价值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合评述。总体来说，目前关于反问句的语义和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或揭示清楚，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深究。

结合上述评述，我们认为，今后反问句的意义与功能研究，以下这些方面是需要重点探讨或解决的议题：

（1）反问句的否定是否跟一般陈述句的否定一样，也存在否定焦点、否定辖域？如果存在，那么应该如何来分析反问句的焦点结构？比如，如何对反问句“贼开心，要什么男友？”进行焦点结构分析？如何确定反问句的否定焦点？不同的反问句内部是否存在差异？

（2）现有研究对反问句的意义类型区分不明，而且对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内部层次界定也不清。反问句否定意义的类型和层次到底有哪几种？有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标准？对此进行区分之后具有什么样的语言学理论价值？

（3）反问句否定意义的来源如“否定词说”“反问语气说”“语境说”“预设前提说”“怀疑说”等，都不能完全揭示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过程与机制。至于反问句的识别及其意义识解，还应结合多模态研究来进行探讨。

（4）反问句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反问句是否还有其他的语言演变价值？而且，正如李宇明（1990）所推测的反问句对于疑问代词系统的影响，无疑值得我们结合历时语料进行详细考证。

（5）如何看待反问句的各种语用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核心的语用功能？此外，反问句的使用往往表达了使用者的某种情感、态度或认识，即立场。那么，反问句到底表达了说话人什么样的立场？而且反问句的使用是如何表达说话人的立场的？目前相关成果不多，我们见到的有刘娅琼、陶红印（2011）谈到了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负面事理立场功能，朱军（2014）谈到反问格式“X 什么X”的负面立场表达功能。那么，其他语体、其他类型的反问句的表现如何呢？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此外，反问句的应用研究还略显薄弱。目前反问句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领域还有很大的难度。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虽然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教学中往往还只是把反问句解释为一种表示否定的方式（相当于否定词）。然而，各种各样的反问句层出不穷，意义也复杂多样，留学生对反问句的理解和使用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扰。

作者简介

    刘  彬，男，1989年生，江西吉安人，北京大学博士，澳门大学“濠江博士后”。现为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桂子青年学者”，兼任《汉语学报》责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和兴趣为：现代汉语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和面上资助等多项项目，目前已在《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外国语》《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科学》《语文研究》《汉语学习》等CSSCI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有三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曾获第九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语法新秀一等奖”、北京大学“创新奖”（学术类）等学术奖项。

本文来源：《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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